🗒️张三李四访谈录(三)
2024-1-31
| 202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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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您刚才讲到的有一点尤其让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您说中国其实并不需要最尖端的科技来解决经济上的困局,这就让我想到不久前我看到了有一篇谈中国产业结构的文章,它就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哑铃型”的产业结构,高端制造业虽然发展的不怎么样,但是它有国家的投资,它有国家的补贴,所以它能扛得住,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最尖端的这些技术,最高端的制造业,其实它并不能够带来多少的就业,或者消费。那在低端制造业呢,虽然它的优势是在减弱,但是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有它的这个产业链比较齐全,所以也能够勉强维持。中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它缺乏在全球占据优势的中端制造业,而终端制造业是最能够创造利润,最能够制造中产阶级,最能够促进消费的,您是不是同意这样一种分析呢?
李四:我同意其中一部分。实际中国面对的,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限制第一大的,如果我们不谈别的,只谈纯经济,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大的因素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是因为中国有太过于庞大的绝对贫困人口,就这么简单。所以中国要想经济发展,中国需要的是要让这么庞大的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而他们的脱贫不是靠过去那几年的那种性质的所谓的脱贫的运动或政策,靠的是私有企业,靠的是给他们自由,靠的是他们不应该是二等公民。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他们的大多数是什么人,他们大多数是所谓的农民工,他们是所谓的农民。为什么我这里专门讲这个问题,原因特别简单,因为在中国所谓的农民,所谓的农民工,实际上他们在中国是二等公民,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户口,在中国是阶级,就是中国用户口制度,制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二等公民阶级,这二等公民阶级,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一无所有。然后今天当中国讲它的这个失业数字的时候,失业数字里从来不包括他们,他们的失业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中国的失业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统计局的那个数字,那都是城市里的数字,农民工在城市里是不算的。那么我现在简单说一下中国的绝对贫困状态是什么?就是在两年前,当时的总理李KQ曾经引用了一个统计数字,他说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实际上他这个表达方式还是略微有所夸张,他这个数据是对的,只是表达方式略微有所夸张。我现在引用它的完全相同的数字,我把它换到另一个概念上去,如果我把它换成国际上普遍流行的一个计算绝对贫困的一个界线,就是平均每人每天5美元,我把它换成这个概念,那么同一个数字,中国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有5亿四千万,中国有5亿四千万人,他们的人均每人每天花费5美元不到。当你的绝对贫困人口如此之大的时候,当然没有内需。中国绝对贫困的人太多太多,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没有内需,没有内需,生产就上不来,经济就不能增长。这个就是实际上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曾经一度面对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生产过剩,严重的过剩,你看GDP增长的速度是多少,那个数字是不能说明多少问题的,就是某一年的GDP增长速度是多少,那不能说明问题,因为GDP增长速度是个统计数字,它生产的东西都跑到仓库里去了,它没有卖出去,所以那个企业都亏本,亏的很厉害。所以中国的经济的最大问题其实早就存在,根本就不是现在才有的,只不过它在过去它还可以撑得住,所以它可以把这个问题积累,可以把问题往后拖,它一直把问题往后推,推到现在就已经都暴露出来了,现在实际上是露馅了,并不是现在这个问题才出来。
张三:这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这其实就涉及到分配的问题了。我们看到中国曾经的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加重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在经济好的时候,一些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当然蛋糕做大了,那些人分到了更多的蛋糕。那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损失,还是说,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利益向某些人集中,风险却向另外一群人集中。
李四:之所以中国的的财富分配是我们见到的这个样子,是这个制度决定的。我再具体一点讲,刚才我们先提到了中国的土地都是政府所有,所有土地是国有,这本身就决定了非常大的一块的财富分配。由于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因此,所有从土地产生出来的财富,一定是国家决定怎么分配。国家决定怎么分配,很多的分配方式是人民没有看到的,就是人民通常能看到的分配方式是说你已经挣了钱以后,这个钱拿去怎么分的,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房价这么高,这就是分配方式。房价那么高,因为那就是它所有的,它所有的、它垄断的,因此它可以用限制供给的方式把价抬的那么高,这就已经是分配方式了,就是当土地价格这么贵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中国的财富分配非常大的部分进到土地那里去了,所谓进到土地那了,就是都进到ZF的口袋。这是第一块。第二块,金融。中国的银行,几乎百分百国有,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是谁,全是银行,就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股市跟美国的股市做个对比,你会卡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比,就是在美国的股市上,最赚钱的是技术上最发达的创新的企业,在中国最赚钱的全是银行。那好了,银行是谁,银行就是国家,就是ZF。那好,单单从所有制上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财富分配,由所有制决定,第一大财富金融,第二大财富土地,主要的那部分收入进入到ZF的口袋里,然后它再决定拿出来多少分给别人。离开了土地和金融,我们再看中国的其他的企业等等,我们可以看到,由于ZF不仅仅是全面的拥有土地和金融,ZF还控制了所有的上游,或者换句话说叫“经济制高点”。我这里还想强调一句,“经济制高点”这个词,是列宁发明的,就是当年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改革时期,ZF要全面控制经济制高点,从来都是非常清楚的基本政策。当我们今天讲,中国的经济该给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许多人觉得难听,觉得这个是胡说八道,觉得像是污蔑,但是第一,这是D自己说的,第二,所有列宁发明的这些基本概念从来都是中国的基本政策,中国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些基本概念是列宁发明的,中国人以为这是XXX发明的。由于ZF全面控制了经济制高点,就是基础和上游,它通过控制经济制高点,就能迫使民营企业把大量能赚到的钱都挤出来赚到它那里去。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运营的,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但是公路是ZF运营的,我刚才讲的运营指的是开卡车的,卡车的公司,是真正的干苦力活的,那都是民营的企业,但是民营企业要交很多很多的过路费啊,普通人开车也要交很多的过路费,中国的过路费比美国贵太多了,那贵几十倍啊,为什么贵这么多呢?国营的。因为国家要从这里把钱拿走。那好,我现在讲的全是供给侧,就是供给侧就决定了中国的财富的大头,已经都是被国家拿走了,财富的大头已经被ZF拿走了,后面还有一个ZF的税收和各种各样的收费。我们可以看到,自从90年代以来,每年中国ZF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超过当年的GDP增长速度,直到最近这些年才有所变化,就是最近几年之前,每年ZF公布的财政收入增速都超过了GDP增速。这说明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哪怕到了收入那个阶段了,仍然在分饼的时候,ZF每年都要多分。在早期呢,这个饼每年增长很快,虽然分饼的时候ZF多分了,普通民众少分了,但是由于这个饼长的快,人们还是觉得自己收入在增加,那没错,是在增加,但是呢,这就导致了民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持续下降了,这本身呢,就留下了一个祸根,就是内需不足。一个非常具体的比例,就是全中国的家庭收入的总数占中国GDP的比例,这个比例,中国就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当这个比例低到如此程度的时候,它就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内需不足。我前面讲,中国有5亿四千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这并不意味着这5亿四千万人之外人们就很富裕,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有意的要特别关注一下,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这么大,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富裕的人比例是很小很小的,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极少数人是富裕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勉强,然后还有很大数字的人非常贫困,当然就是严重的内需不足。那么你在严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增长就是很困难。
张三:所以就是在经济好的时候,ZF拿走了经济发展成果的大头,在经济不好的时候,ZF又把经济衰退的这个风险转嫁到了老百姓的身上,那在老百姓这个阶层当中是不是也有差别呢?比如说中产承担了更多的风险,或者说低收入人群承担了更多的风险,有没有这种差别呢?
李四:有一点是清楚的,当这个大的风险来的时候,当必须要有很多人失业的时候,失业最多的是农民工,所以最惨的,实际上是我们前面提的这些在贫困线之下的人远为更惨。城市里的人,是中产阶级会遇到困难,但是真正最惨的是这些农民。当经济下行的时候,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实际上是全体的普通人都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城里,我们可以看到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的是年轻人的失业率20%,我必须要重新强调一遍,官方的失业率的统计指的是城里人,那农民工的失业率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远比这个高,远远更惨,所以你连城里人年轻人官方失业率都到了20%,那你就可想,全国的年轻人失业率高了多少,然后当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的时候,反映到另外一面,那就是当然你的内需就没有了,因为内需里面其实最大的部分是年轻人,当他有钱的时候,他才真的敢花钱。当年轻人都失业的时候,不但年轻人不敢花,他们的家里人都不敢花,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货币增发非常大的数,但是几乎100%的货币增发的数字,全回到银行里去了,回到银行是什么意思?就是都变成储蓄了,为什么都变储蓄了?为什么人们弄了一点钱都拿去储蓄了,因为人们害怕,因为这么多人失业,就是当这么多年轻人失业的时候,你得攒钱,他们怎么活啊以后,所以都得攒钱,还有普通人养老金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实际上养老金马上就要出问题,然后医疗保险马上要出问题,所以到处都是问题,那么人们当然就不敢花钱,那么越是情况不好,人们越不敢花钱,越是不敢花钱,就内需越低,内需越是低,就一定使得你的生产越是上不来,因为没有需求。
张三:所以中国以前有一句古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是中国现在的现状恐怕是又寡又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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